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64 (UNCTAD I)

议题：迈向促进发展的新贸易政策

工作语文: 中文

代表制: 单代表制

议事规则：北京议事规则（文件导向型）

委员会及议题介绍:

“本次会议的出发点是一个明确的、显然已不再具有争议的政治概念：即世界繁荣国家不应忽视‘经济外围地区’的问题，那里居住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且生存条件极度不稳定。然而，仅仅承认这一概念，与将其转化为一项充满活力的国际合作政策，以促进这一广阔地区实现快速发展，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1964年劳尔·普雷维什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的开幕致辞

“欠发达国家成了用华丽的经济术语进行的一场高明骗局的受害者。当他们最终打开包裹，发现里面装的不过是些旧报纸时，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由于各方利益和观点众多且各不相同，会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终必然会陷入混乱。”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鲍尔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备忘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标志着贸易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演进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种合作必须成为终结世界分裂的决定性力量——即消除富庶地区与极度贫困地区并存的局面。这项任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挑战：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与忽视必须得到纠正。”

——77个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闭幕式上的联合声明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新兴前殖民地国家脱离原宗主国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亚非拉地区人们有关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讨论终于从理论范畴进入了实践场域。从非殖民化进程到不结盟行动，这种由“非西方”国家所引领的变革运动首先在高政治议题上取得了成果，打破了战后美欧在主要国际组织内的话语权垄断。下一站，已在联合国大会等机构站稳脚跟的第三世界国家，决定向更深层次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起冲击。

无人否定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物质条件改善，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区人们而言，“发展”一词本就是不公平的、有附加条件的。像其他国际机制一样，组成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缔造时刻从未征询过欠发达地区、工业落后地带或仍遭受贫穷折磨的人们的意见——脱离了殖民体系的“保护伞”，置身于战后世界性的现实贸易和经济竞争中，前殖民地国家才意识到独立发展本身成为了一种“甜蜜的陷阱”，匮乏的建设资金和狭小的国内市场，这些发展所遭遇的困境，都被锚定在战后精密的经济秩序安排下。这种秩序最终指向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未来：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笔下，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贸易条件不平等和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如果不加政策干预，处于边缘地带的穷国会越来越穷，而置于生产活动中心的富国会越来越富。

正是对于现有安排的不满，以及对一种更加公平、公正和普惠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美好想象，促成了新兴国家联盟于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重启此前因“国际贸易组织”倡议流产，而由“关税总协定”代行至今的经贸制度辩论。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盛情邀请下，劳尔·普雷维什出任会议总干事，并在极短的筹备时间内向会议提交了名为《迈向促进发展的新贸易政策》的报告，第一次系统性地勾勒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理论蓝图。

然而，北方工业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各个国家阵营内部的分歧，以及不同经济学说和理论的碰撞，注定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成为一场“富国和穷国之间进行全球集体谈判的一幕戏剧”，而以合作与对话为主轴的会议成果，也将揭开联合国向发展转型的“黄金二十年”帷幕。

身处新兴的多极世界中，世界从未像如今一样需要新的“1964时刻”。站在当下全球南方崛起的时间节点回望，委员会邀请代表重温“1964时刻”的意义在于：在贸易保护主义加速分裂国际市场的当下，从先辈开创性的精神中汲取灵感，重申他们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在经济治理中给予更多代表权，制定更加公平的贸易规则，减少金融不平等现象，避免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竞争利益的喧嚣中被淹没”。